1924年，郭葆昌漫步在故宫前的琉璃厂，一转头，只见古董店的主人不停地向他眨眼示意，他赶紧走进店里。店主人立刻关上了门。过了很长时间，郭宝昌满脸激动地走出了商店。第二天，郭葆昌手提两个行李箱，来到日本银行，一言不发地将行李箱打开，里面竟是满满整箱金条。
郭葆昌，听起来似乎是个陌生的名字。然而，他却是一位与张伯驹齐名的收藏大家。在国力微弱的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，郭葆昌用自己的财力、物力抢下了不少差点被列强强占的国宝文物，用另一种方式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。他本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精彩的。
郭葆昌出生在我国的河北地区，家庭条件非常普通。尽管他天资聪颖，在读书时成绩非常好，却由于家庭的经济情况，被迫早早辍学，来到京城的琉璃厂古玩店做学徒。郭葆昌在那里努力学习，为人上进，逐渐从师傅那里掌握了大量古董鉴定、古董收藏的知识，并且加以实践，一时间，成了小有名气的古董鉴真师。
渐渐地，郭葆昌开始尝试自己开办古玩店，他将从原先店中学到的古董知识和经营策略学以致用，得到了很好的效果。然而，郭葆昌也没有忘本，他时不时地回到原来的古玩店中给师傅帮忙。有一次，店里接了一个大单子，慈禧眼前的大红人袁世凯，在他们的古玩店中订购了一幅四扇挂屏，需要有人前往袁府安装布置。这样重要的任务自然交给了店里最机灵的学徒郭葆昌。
前来查看屏风效果的袁世凯一眼看中了郭葆昌，认为他做人机灵，办事靠谱，便开口向古玩店要下了郭葆昌。就这样，郭葆昌开始成为了袁府中人，亦步亦趋地跟随袁世凯。他非常擅长看人眼色，思路活络，因此很得袁世凯的欢心。例如，袁世凯每餐必食大蒜，但却不希望别人看到餐桌上出现大蒜，怎么办呢？众人犯难时，郭葆昌献出一计：将蒜捣碎，蒜汁装入精巧的茶盏之中，再命人奉上，这使得袁世凯大为赞赏，也更为欣赏郭葆昌。
后来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，当上了民国大总统，郭葆昌也跟随袁世凯来到了总统府，开始时，郭葆昌只管做一些账房先生的工作，后来慢慢变成了袁府的大管家，对袁府的一应支出进行详细的管理。
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不满足，不久之后，他就开始策划复辟帝制了。这时的袁世凯在慈禧旧办公处办公，名为居仁堂。为了进一步加快称帝过程，袁世凯决定烧制居仁堂的“御瓷”。自然而然的，这项需要鉴赏力的任务落在了古玩铺出生的郭葆昌身上。
事实上，郭葆昌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，他花重金请来原御器厂的名手，选用优质瓷土、彩料、燃料，仿制官窑粉彩瓷器进行炼制，每个步骤他都亲自过目、监督，最终烧成了四万件精妙绝伦的瓷器，其中，“洪宪御瓷更是被收藏界视作“中国瓷业史上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”，价值连城。
郭葆昌监制的瓷器还有很多，都是精美非常的名品，他也因此聚了不少财，从家境贫寒的店铺学徒一跃成为富甲一方的有钱人，由于他本人的爱好，郭葆昌的家中收藏了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和字画。许多人因此诟病郭葆昌发国难财，在替卖国贼袁世凯跑腿、为虎作孽的同时饱中私囊，人格低劣。
事实上，郭葆昌却是不算传统意义上的“好人”，发财后，他先后娶过很多位姨太太。晚年时，年近花甲的他竟纳了一位16岁的妙龄少女为妾，郭葆昌脾气古怪，这名姑娘的生活也因此十分压抑。不过，郭葆昌并不伪善，也从未以视钱财如粪土自居，物质富足的他，甚至用这些钱保护了我国的文物，以另一种方式为我国反抗列强做出贡献。
郭葆昌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中外名瓷交易，然而，他卖给外国人的瓷器中，虽有正品，更多的却是赝品。他时常煞有介事地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仔细端详一个赝品瓷器，然后一口咬定这是正品，从而从洋人那儿敲一大笔钱。然而，他的准则是不骗中国人，郭葆昌曾说过：“赚钱要赚洋人的钱，不能 ‘坑’中国人。”
郭葆昌去世之后，他立下遗嘱，要把自己的收藏全数捐给故宫，供后世的人观赏，除去名贵古老的精美瓷器，还包括不少名人字画，例如王殉的《伯远帖》和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。
我们可以说郭葆昌是一个攀炎附势、唯利是图的投机家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品味高雅的鉴赏家；可以说他是一个封建的旧社会的人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无私的慈善家。人本就是多面的，郭葆昌更是一个被历史与社会切割成无数个小面的人，他身上的每一面，都折射出不同的人性光辉，或是弱点，实在是耐人寻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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